李 彪｜平台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社交平台：价值本质、社会劳动和公共治理

摘要

以平台化为特征的新数字经济流通形式正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重构，平台和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使得数字平权幻灭，传统意义上的非生产资料——数据与关系被私有化。这一阶段的新闻劳动特征是所有职业性和非职业性的社会劳动均卷入平台资本主义劳动体系，媒体数字劳工主客体身份融合，新闻传播与娱乐休闲活动也彻底卷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环节，整个社会都为平台公司进行剩余价值生产。但平台资本主义由于生产力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之间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未来对社交平台的公共治理和社会参与是大势所趋。

作者简介：李　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项目成果：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ZD319)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当今世界，网络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并从底层重塑社会经济样态和资本权力格局，一种以平台化为特征的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正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进行重构，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平台公司已具有不可撼动的经济地位，并掌控着大数据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数据和社交关系，这些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追求资本最大化是其存在的核心目标，技术主义逻辑背后是资本原始扩张动力，技术与资本“合谋”催生出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平台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和运行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如何？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本质及其劳动剥削逻辑是什么？这种经济样态是否存在可持续性？这是本文试图主要回答的问题。

一、“数字平权”的幻灭：

社交平台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

“平台公司”并不像传统商业公司所从事的制造行业那样，进行着物化生产，他们更关注用户之间的社会连接，进行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而颠覆了传统经济模式，促成新的价值生态链，最终形成了一种以平台为手段，以数据为资源，以“数字劳动”为生产力，以互联网为结构的新利益循环模式。

(一)用户和数据是社交平台发展的两大核心资源

平台必须有大量的用户才能形成规模效应，实现规模经济，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依赖网络效应控制足够多的用户，用户规模越大，平台就对用户越重要，越能渗透进用户的日常生活中。另外，平台还被设计成一个完美地提取和使用用户数据的机制——通过向不同社会群体提供平台和中介，平台将自己置于社会监视和提取这些群体之间的所有交互活动的中心，平台控制者拥有绝对对信息交换双方的排他控制权，平台越来越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唯一商业模式。从根本上说，平台的用户思维和数据思维都是一种典型的垄断逻辑，平台最终的诉求是希望形成一个赢家通吃的寡占市场，这种由数字技术“加持”的全新数字经济流通形式就是“平台资本主义”。

(二)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裹挟”信息技术社会的结果

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话语修辞下，依托于平台公司对整个社会数据资源的垄断控制，以社交传播为核心和“嵌套平台结构”为特征的“平台资本主义”已初现端倪，平台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流通形式，社交媒体、网络市场、众筹和共享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而技术又是平台资本主义获得支配社会权力的基础。伴随着平台公司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信息”“数据”与“关系”资源在互联网资源的社会化配置中越来越核心与集中，这些资源也是社交平台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来源，纽曼尔·卡斯特认为未来的世界不再以“南北”为分割标准，而是形成了一个以“第一世界”(或“第四世界”)为控制全球体系主导逻辑的网络社会，而在网络社会之外的大多数将沉落在财富与权力渠道被关闭的“黑洞”中，新媒体平台重构了网络社会，与支配利益无关的人与物，都将被纳入进平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但被排除在平台权力之外。平台的网络效应极力地把具有信息能力的社会公众吸纳进平台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新型数字劳动生产资料，但与此同时平台权力的垄断与排他性质却并没有改变，长此以往，必然会造就出新的权力结构，将导致以平台垄断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如2021年1月，推特、脸书等多家社交媒体平台以“煽动暴力”为由集体冻结或限制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和7万多支持者的账号，特朗普个人的推特账号则被永久停用，这种特权对传统公权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被称之为“超国家权力”。正如谷歌大脑研究员弗兰(François Chollet)所说，“我们共同养大的这个怪兽，最终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吃掉”。

(三)“数字平权”因平台蜕变为商业工具失去了实现可能性

社交媒体被传媒研究者认为是和莎草纸、宗教改革与古登堡的印刷术一样，代表着公民社会的民主传播形式，但从近几年的社交平台运作来看，平台资本主义已经在社交媒体主导的媒介化浪潮下成为深化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手段，社交平台的金融化促使平台公司迅速变现和上市的内在要求与互联网开放、共享的宗旨相悖离，资本要求最大限度地进行利益收割和资本增值，平台技术则成为了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具。在平台经济等新经济话语体系中，“数字平权”的理念被弱化与稀释，商业利润和资本被无限放大，伦理道德让位于经济道德，个人“隐私权”和信息“接近权”的权利意识被弱化，数据监控、行为监控乃至于身体监控(智能手环等的流行)成为新常态并且被“强制性”合法化，一开始标榜着反主流中心文化的社交媒体一旦进入资本价值为中心的现代金融生态体系就难逃沦为商业化工具的厄运，社交媒体所主导的“媒介化社会”最终沦为平台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社会。

早期技术主义者欢呼的“数字媒介技术可以自动促进竞争多样性”的观点是天真的，“互联网发展需要没有政府监管的自由市场的模式观念实质上是一种追逐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意识形态”，数字平权的朴素诉求随着平台蜕变成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而彻底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共享经济”等经济话语为数据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铺平了道路，原有的“隐私权”“话语权”“接近权”等权利诉求依然“镜中花水中月”，社交媒体的民主意蕴由此被消解，“数字平权”幻灭，去中心化的“赛博乌托邦”(Cyber­Utopianism)被击碎。

二、平台资本主义是

资本主义更加深入的集约化体现

纵观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资本主义经济总能在技术革新和自我调适中得到不断校正发展，缓解自身固有的潜在矛盾，因此其不断出现的经济样态既具有时代的特征又兼具其固有的矛盾惯性，概括起来平台资本主义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数据与关系资源被私有化与商业化

平台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是社交平台对数据与社交关系的逐步私有化与商业化的过程。“算法革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概念背后遮蔽了建立在这些技术应用之上的数据权力与商业资本，社交媒体作为社会中介赋予了平台媒介新的权力控制力，为社交平台对社会民众生产的数字资源的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服务，平台技术成为底层运行的社会总体结构原则， “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嵌套平台结构使得许多较小的平台相当依赖于顶级提供商(即全球巨头)，这可以进一步巩固这些巨头的主导地位”，传统意义上的非生产资料——数据与关系被吸进社交平台的“黑洞”之中沦为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加上平台的网络外部性效应，社交平台日益走向集中化，新的平台化垄断形式产生，将导致以平台垄断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这种趋势必然造就新的权力结构。社交平台私有化与商业化了原本属于个人与社会公众的数据和社交关系，社交平台最终在传播实践与意识形态属性上偏离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新经济与新技术“合谋”下变身为平台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资本与权力再生产的商业化场域，成为资本逐利与权力控制的数字围场。

(二)资本主义更加深入的集约化体现

“在技术上，它们作为平台，反过来又构建了其他平台”，平台的规模越大，聚合人数越多，平台在整个社会中的中介性越强，其将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排他性，并会影响和再构建其他平台，最终，那些取得成功的新兴平台往往被既有的巨型平台买下来，并且相较于传统的链式集约化生产，平台的生产链更加复杂，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加紧密、更加协调、更加可以被控制，平台的中介逻辑与网络效应又对建立在之上的劳动关系与生产体系进行着重建，使之成为改变社会权力的新力量，因此，平台控制是一种完全控制的形式，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性就是垄断，是资本主义更加深入的集约化体现，由此可以认为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和垄断性，其垄断逻辑背后恰恰是上面论述的——社交平台对数据与社会关系的私有化与商业化。

(三)认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新形态

“认知资本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的技术创新与知识经济相结合所形成的资本主义阶段，被认为是继重商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一般认为认知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知识通过网络程序进行生产与空间传播；经济虚拟化；物质生产劳动丧失了中心地位；分工模式发生变化；规模经济效应消失，……这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知识经济崛起后的资本主义形态新变化，但随着社会媒介化和媒介中介化，尤其是社交媒体崛起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生产关系再生都是在媒介平台上完成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数据与关系资源的私有化源于媒介的私有化，媒介的私有化赋予了媒介作为“社会型生产工具”和“经济型生产工具”的双重属性， “社会性生产工具”对应的是传播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性生产工具”则是对应的作为资本增值扩大再生产的流通工具，平台成为沟通资本市场与社会个体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重要桥梁，并成为资本流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植于“总体资本主义经济”(Total Capitalist Economy)。资本天然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需求，以及媒介的私有化、数字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劳工化，以及社交平台上关系的商品化都必将把互联网媒介社会推向数字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只是解释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本主义表征化的形态，并主要围绕着“认知产品”展开的，而“认知产品”必须附着和从属于平台来完成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以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致力于阐释数字经济底层运行秘密的平台资本主义更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特征。

三、“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

社交平台的劳动生产与劳动剥削

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随着社交平台在全世界的不断扩张，平台资本主义日益成为全球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形态，平台资本主义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信息社会的劳动结构与价值增值方式，背后的劳动生产机制是亟待需要厘清的核心问题。

(一)非职业化劳动实践卷入平台资本主义劳动体系

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是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再向知识劳动转变的过程，社会越来越多的工作投入于信息、传播以及知识的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多的非职业性社会实践与价值创造被纳入平台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中，甚至超过职业实践成为整个平台资本主义的最为重要的一环。“后工业信息社会将依赖技术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权力来源将从传统基础向技术和科学知识转移，训练有素的科学和技术工作者组成的知识阶层将崛起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技术主义与资本主义耦合，技术被放置于整个社会革新的中心位置，与之相对应地，依赖技术的信息传播与娱乐休闲生活也因为被技术反噬而异化为资本生产系统的一部分，正如托夫勒所预言的“信息社会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日益模糊，工作与空闲时间的界限被打乱”，被技术平台化的非职业行为不断异化为劳动价值生产实践，平台公司利用未支付报酬的劳动时间来创造利润，“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和“为资本的自行增值做贡献”，非职业劳动成为了马克思定义的生产性劳动，这与传统马克思劳动理论只考虑了被支付薪水的雇佣劳动之间有着显著性差别，用户与平台并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用户拿出所有的休闲娱乐时间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性劳动”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的概念有了创新性发展。

(二)媒体数字劳工主客体身份融合

数字劳工的身份发生根本改变，“受众劳动”超越“生产者劳动”成为主流劳动实践。社会文化生产在经历了模拟化、数字化和平台化的演进后，被新的数字生产逻辑与数据支持环节打破，以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流通经济彻底实现了信息与资本流的数字化与平台化，促成了新的文化产业生态链。“粉丝经济”“共享经济”“社群经济”等新经济修辞是以平台为核心、以用户规模为追求的新型经营性创收模式。在社会文化生产实践中，参与平台的所有角色都被卷入到平台生产中，无论是上游的生产者还是下游的受众，都被纳入进整个媒体业劳动价值生产队伍中，甚至会出现生态链的“倒置”和“回环”模式——以数据和关系为表征的“受众劳动”反而成为生态链的生产资料被上游环节所利用，“受众劳动”成为核心生产力，如网络直播平台的崛起，直播用户参与到直播传播，完成了从直播客体向直播主体的身份转换，参与了劳动价值生产，成为社交平台下的数字知识生产劳工。按照受众劳动理论，平台成为社交媒体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平台上的用户既是作为资本世界自我主体性确立的主体，也是资本价值生产线上的生产劳工，为平台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表面看起来的休闲时间实则成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剥削的过程。

(三)零边际生产成本与规模报酬递增

与传统经济不同，平台经济形态具有零边际生产成本与规模报酬递增特点，传统企业的生产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当边际收益为零的时候，企业的规模扩大就停止了；而对社交平台来说，达到一定规模后，边际成本就下降为零，报酬却不断增加。这些表面上看来是无法用传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阐释的，实则不然。数字文化产品的剩余价值凝结于千千万万的用户生产的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UGC)、无酬劳动(Unpaid Labor)、玩工(Play­bour)等自由劳动(Free Labor)中，所以才能够产出巨大的数字剩余价值。在获得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平台成为了商业资本集聚与剩余价值剥削的重要技术工具与手段，平台技术也成为平台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基础设施，承担着剥削价值“收集器”的重要角色，发挥着底层的结构性影响，最后使得整个社会都在为社交平台进行剩余价值生产。首先，传统意义的消费者一部分作为“生产者”创作信息内容，另一部分作为平台“消费者”也在生产用户数据，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传统的生产链式结构首尾相接形成回环结构，生产者与消费者也构成了福克斯(Fuchs)定义上的 “产消者”；其次，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也被卷入了平台的营销环节，费舍尔(Ellen Fisher)认为平台为用户建构与维护了社会关系才促成平台对用户“营销劳动”的集约型剥削，平台用户被彻底卷入到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剥削延伸到营销领域，因此，吴鼎铭认为“社交平台上的内容生产与消费”“弹性雇佣制度下的网络写手”与“游戏产业联众的廉价玩工”都是“数字劳动”，社交平台通过“数字劳工”娱乐休闲时间的劳动化来获取巨大的数字劳动剩余价值，其生产与剥削依托平台对社会实践的集聚以及平台对数据、社交网络等资源的垄断而实现，这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与传统生产性劳动完全不同，又由于主导虚拟世界的平台公司均位于硅谷附近，因此这种新的劳动剥削方式又被称为“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

四、平台资本主义的时代局限：

不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

平台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但其依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和不可调和的矛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平台资本主义是液态的、不稳定的

平台资本主义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首先，隐私泄露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平台虹吸和汇总数据，需要越来越多的数据才能实现其平台外部性，但对越来越多的数据的渴求具有某种恶的后果——社交平台以一种原始本能的驱动力在不断碰撞和突破社会公众已经认同的私人领域边界——谷歌街景项目被指责在其车队经过时会搜集每个家庭的无线网络数据，脸书公司时不时陷入泄漏隐私数据的指责……这些事件不是简单的意外触碰民众隐私，必须把这些视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资本主义从原始本能上鼓励获取足够多的数据，击败竞争对手，就不可避免地被侵犯隐私丑闻所困扰。其次，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崛起，社交平台越来越主张“算法推送”“实时匹配”和“自动化生产”等能力的发展，平台越来越具有了一种“信息理想主义”形式，这种信息分配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操控”“计划经济”，这种技术的微观匹配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宏观层面的平衡和“有计划”，“社交茧房”效应业已凸显，这种短视行为很容易造成“集体短视”与“群体极化”，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此外，平台化具有令人担忧的垄断控制倾向——他们不断地将他们的数据提取设备扩展到新的领域平台，如智能家居领域、自动驾驶领域、虚拟现实领域以及其他各种个人服务领域，成为21世纪基础设施的实际控制者，拥有绝对地在交换方面的排他控制权力，很容易成长为信息极权主义，最终会走向信息帝国主义。

(二)平台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持续性

平台资本主义和以往任何形态的资本主义一样具有不可持续性。首先，平台安排生产的“对等经济(Peer Economy)”会打破旧阶级结构，平台会促使更多打零工(Gig)的劳动阶层出现，可能这些劳工早上在工厂上班，下班后开优步，睡觉前刷脸书，在工作和娱乐休闲活动之间灵活地随意切换，但平台资本主义表面上使得劳动者获得更多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但本质上却是在日益阶层化的经济中再次发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平台因其在工作环境退化方面扮演的负面角色而受到了相当大的批评，虽然“零工经济”可能被认为对那些具有高技能的人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存在着不稳定的就业以及没有永久就业的福利。其次，资本主义垄断与寡占的本质从未改变，由于所有权的不对等，全民信息化并未从根本上消弭数字鸿沟与数字不平等，社会信息福利的结构性不平衡很难使得这种运作模式长期持久下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平台商业模式的背后是采取风险投资基金的时间与投资组合两大架构，社交平台也势必会被牢牢卷入风险投资行业的周期循环，互联网经济泡沫周期性的爆发就是铁证，“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也难逃“华尔街意志”。

(三)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之间的固有矛盾无法调和

在平台资本主义下，尽管传统视域下的劳动内涵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但资本主义并未摆脱其发展的历史规律，而是在更高阶段上继承、再生出马克思描述过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价值占有规律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会因为技术创新的中心化而发生丝毫改变。另外，平台资本主义代表的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已经跨越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宏观经济的规模，但其所有制性质在本质上仍然是私有的，这无疑把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推向空前尖锐的程度，但也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开辟了道路。

结　语

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和技术的更新迭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其存在“不注重现实新变化”，部分理论与现实相脱节而难以被大众接受等问题。“平台资本主义”试图解决目前整个社会围绕平台公司进行知识生产和数字劳动的社会实践，探讨数字劳动、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方式，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新发展结合起来，关照了当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与外延。

(一)社交平台体现的依然是资本意志

平台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蒙蔽性，表征是技术主义逻辑，但其背后体现的依然是金融资本意志，表面是硅谷的技术新贵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构了新型经济形态，但硅谷背后依然是华尔街的资本驱动，成为垄断资本新的“代理人”，社交平台是外壳，背后依然是以风险投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任何低估或忽视平台对社会经济主导的后果只会落入它们以技术之名设定的立场，需要警惕资本借助社交平台对舆论的控制。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孰重孰轻的背后是具有根本性作用的资本逻辑，因此，了解平台资本主义背后的运作机制变得更加重要。

(二)社交平台中的等级结构是剩余价值来源的权力根本

平台资本主义使得数字劳工与数字劳动的关系异化，正如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而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的过程从协作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大工业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而同劳动分开，并使它为资本服务。”认知资本主义声称数字劳动者不会被剥削、人人共享的理念实际上是“点－新自由主义”(Dot­Neoliberalism)。过度剥削、液态流动性和等级制是数字化劳动最明显的特征，数字劳工被迫按照平台设定的规则进行信息生产和休闲娱乐活动的劳动化，这种依附关系使得资本剥削成为可能。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马克思用剩余价值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平台资本主义在不否认平台带来缺乏稳定性的劳动关系的同时，也承认平台公司背后的资本与数字劳工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数字劳工与金融资本之间剥削关系依然存在，曼德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经济中的等级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等级结构，从生产劳动中获取剩余价值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导致的生产中的等级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将垮台”。

(三)社交平台的公共治理与社会参与是未来趋势

如何解决平台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平台越来越具备“准公共物品”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特征，与拥有大量经济资源、服务公共利益的公共交通部门越来越相似，在“制度经济学”的安排下，这些部门已经将公有制作为主要解决手段，这意味着必须对21世纪数字基础设施的网络平台进行改造与完善，而非放任它们追求商业利润和数据权力。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相适应，要积极推动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通过开放产权、混合产权等创新，要求其运作方式更加透明化，用户、社会公众、专家共同参与企业治理，对其背后的“黑匣子”进行监督，这不但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在根本上有利于平台公司自身的健康发展。

因此，从技术视角开始回归资本本位的平台资本主义研究，将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维创新，丰富其理论源泉，为不断创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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